沿郭庄农贸区向北行驶5公里，入张庄村向东600米处，就到了大圣寺，只见红墙黛瓦、雄伟壮观。进得山门，如同步入一段悠久的历史。天王殿、华严殿、钟楼、鼓楼、大雄宝殿等建筑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绕过大雄宝殿后，是气势恢弘的圆通宝殿，东西两侧禅房分列有序。 院内香烟袅袅，梵音悠长，更显大圣寺古色古香，庄严而肃穆。千百年来，它几经沉浮，历经风雨沧桑，从繁华而归于沉寂，从沉寂而湮灭于尘世，又从尘世中走来，重新塑造出昔日的繁华。一座公据碑，新解大圣寺
2020年中秋刚过，天已微有寒意，大圣寺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在原商丘师院贾光教授的率领下受邀而来，专门为大圣寺的古碑和石塔做文字拓片。正是这不经意的一次调研行动，还原了碑塔上的文字，为重新解开大圣寺的沧桑往事，提供了真实而重要的依据。 在大圣寺寺门外东南角，坐落着一座精巧玲珑的八角亭，其下约五米深处就是省级文保大圣寺石塔，离石塔不远处立着一通古碑，该碑宽77公分，残高71公分，立于长方形石座之上，略呈后倾状，其碑上部内容略有残缺，依稀尚辩“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九月廿四，谨将仕郎都省口口春”，右侧残留有”字号“两字，左侧有”赵刘尚“三个较大的文字，“赵”字下有一个类似花押的符号。 为准确识别古碑上的文字，在尚未揭取下石碑文拓片上进行了抄录，“维刑部开准，尚书刑部侍丞，都省札付口，奏禀过创造寺观神祠等事。奉圣旨，据新制，已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然是尽合断罪，仍令除去，其间有已绘塑讫神佛容像者，不忍除毁，特许存留，其创造罪犯，亦与免放。若今后有犯，本人科违制，司县官知而不纠，依制断罪，仍并解见。任余准奏仰委司县正官，纠口员须管遍诣，应有寺观神祠等处，一一躬点捡，如系自来已有塑绘讫神佛容像者，从所委官先行执结，移文各管司县官得是实，准上执结申覆所属州府，令司县并僧道司及州府各分朗附籍，仍从各州府排定字号，出给圆签，印署合同，公据责付住持寺观等人收执，口口府寻依准，行下随处，差委官一口口口口检去后，今据随处状口口，应囗囗囗囗口结到无名额寺观神祠等，囗囗囗囗有塑绘讫神佛容像者去处，除已囗囗口朗，囗籍申覆，省部点验囗数内。下邑县第贰乡纪村佛堂壹所，旧有装塑泗州大圣壹堂囗口，彦智口守须至给据者，施主姓名下项，王口、王从、王和、王彦智、王斌、朱新、张口、李全、刘思、刘珍、刘小六、侯智、李文、王珍、张村张五郎、董立、刘平、刘大口、王道人。元祐六年至大定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至泰和八年十一月记。刘家口郑忠写、匠人谢口、李立。”
综上碑文所见，大圣寺一直盛传“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是不准确的，应是误把“泰和”而传为“太和”所造成，而不少文章把此碑列为大圣寺的“记事碑”、“捐资碑”，或对碑文片面的解释为“大圣院曾被破坏，当地官员将情况上报刑部，刑部向皇帝禀奏，皇帝下圣旨，任何人不得再破坏此寺，违者以律重处”等等，这也是不确切的。很有可能因为碑身风化文字识别不准，或是在传播行文中，缺乏对碑文的真实考据，而以讹传讹罢了。 此碑正确理解是《大圣院公据碑》，所载的内容是金大定二十年官府承刑部之令颁给该寺院的一道“公据”，并于金泰和八年所刻立的“公据碑”。这与国内现存《三官宫存留公据碑》、《太阴寺尚书礼部符》、《滕阳军准武宁军节度使衙帖》、《灌城瞳弥陀庵公据》、《存留寺碑》、《地藏院公据碑》等碑上的文字基本相同。 “公据”在宋金元时期，是指由申请者申请，经官府勘查证实后颁发，或官府基于一定事由颁发的公文，将这个公据刻在石上就是“公据碑”。大圣寺这通公据碑，详细记述了奉圣旨、据“新制”的内容，大意表明是禁止私创寺观以及相应的惩处措施。对新制以后创建的无名额寺观，科创建人违制之罪，并随时毁拆，司县官知而不纠者，依制断罪。对“新制”之前创建的无额寺观，免其罪罚，允许存留，但要申请纳钱购买官方名额，并列举了州府出给公据的具体操作程序。
在金世宗时期，当朝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管控政策，通过整顿教团，打压民间建寺。对非官方寺观神祠如要获得官方认可的名额，需通过“投状纳缗”的渠道来申请。说白了，就是向官方申请购买寺院名额，否则是要被毁拆的。金代“寺”与“院”有级别上的区分，其标价自然也不一样，其申请“院”额的官方标价是100贯以上，而申请“寺”额的则需纳钱300贯以上。100贯在古代相当于100两银子，购买寺院名额所花费的财力，显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至于购买院额还是寺额，完全取决于僧众意愿以及能否缴足相应的钱数。财力雄厚的原先有“某某院”之称的可申买寺额，财力不济的本来称“某某寺”的也可购买院额。 由此亦可推测，金元时期称为“大圣院”，这应该是纳钱100贯而申请购得的“院”额。但为什么称“大圣院”呢？从碑文中“下邑县第贰乡纪村佛堂一所，旧有装塑泗州大圣一堂”这句描述，可见这里最初供奉的是泗州大圣，因而名为“大圣院”也是极有可能的。 关于泗州大圣，佛界又称泗州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中国版的“爱神”，也是婚姻保护神和恋爱之神。据说是唐朝时期来自西域的僧人，曾定居于泗州（今安徽泗县），世称“ 僧伽大师”。唐景龙二年( 708年)，中宗亲自迎接大师来京城，百官列队行礼恭迎，颇为隆重，宋雍熙元年(984年)，太宗又加封僧伽大师“大圣”谥号。后人称之为“泗州大圣”。在古代封建礼教和恋爱婚姻封闭不自由的情况下，他佐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保佑婚姻爱情美满幸福，成为广大痴男怨女的精神寄托。
碑塔记往事，佐证夏邑史
关于大圣寺始建年代的考证，虽无直接证据，但从公据碑中落款提到的“元祐六年”等文字分析，至少大圣寺在北宋元祐六年以前已初具规模了。金大定二十年获准“大圣院”名额后，于金泰和八年把公据作为寺院的权利保障文书镌刻于石。而塔铭中提到的元大德元年应是为大圣院的鼎盛时期，其寺院香火旺盛，僧众繁多，金元时期就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刹，这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夏邑县志》记载，“大圣寺，位于城东北二十里”基本吻合，只是明代已改称为大圣寺了。说其“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繁于明”也不为过。 到了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他提出“扒庙宇，盖学堂”。繁华的大圣寺自是难逃此劫，几乎片瓦无存。1942年张庄村民张行山带领群众捐款，重建了三间大殿及山门、关爷殿，大圣寺总算重续了香火。1945年国民政府又把寺院改为当地的学堂，大圣寺虽断了香火，但基本设施并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1956年全国大兴水利，大圣寺又被派上用场，所有建筑全部被扒掉用于水利建设，大圣寺再一次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1986年春，大圣寺又迎来一个新的开端，事情的起因是张庄村内十几位群众相继患下重病，久治而不愈，村里几位好事的长者私下商议，村口原有大圣寺，从古到今一直祐护着村民平平安安，现寺院被毁多年，断了佛家的香火，是否因此触犯了神灵而降罪于民间？当然这种带有迷信成分的说法不可置信。但一年后，在周围群众自发捐款和组织下，沉寂多年的大圣寺，原址上新修了三间庙宇，重塑了佛像，点燃断了多年的香火。
进入九十年代初，随着佛教文化的复兴，大圣寺以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民间传说，香火渐渐旺盛起来。2001年大圣寺计划修建天王殿，在寺东南废弃的坑塘内挖坑取土培筑殿基。说来也巧，土方即将完成，在装最后一车土时，村民一锹下去，却碰触到地下一处硬物，经有关部门考古发掘，大圣寺石质的佛塔露出端倪。 佛塔，又名浮屠（梵语佛陀的音译），藏语称“曲登”。佛塔最初是用来供奉舍利、经卷或法物。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进化为汉传佛教，佛塔造型也由最初覆钵式，融入了中国元素而形成的亭阁式、楼阁式，又由楼阁式塔衍生出密檐式。中国佛塔从结构造型上已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 大圣寺这座石质的佛塔，通高2.4米，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全部以青石雕凿砌迭，为单层结构，塔基为双层须弥座，束腰为八角形，雕有莲花等图案，座上有三层石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为鼓形，上有六角飞檐塔顶。据参与当年石塔维护的当地老人介绍，该塔座落在一块青石板上，石板下是一寿缸，如果说法是真实的话，宏教大师圆寂后并非火化，而是坐缸而葬。特别是这种造型的佛塔，在豫东一带尚不多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2006年经文物部门申报，被商丘市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2008年又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仔细查看塔体上镌刻的文字，录全文如下:“归德府夏邑县长仁乡纪村大圣院、宏教大师僧判之塔，口度小师:普增、住持讲主明监大师、普仁、普贤、普海、普净、普琛、普善、普江、普义，大德元年十月初一日立，石匠张林、石宽”，度小师前应缺一字，共计铭文68字。塔身铭文中“宏教大师僧判”，僧判乃是官名，属当朝僧录司管理，位列僧正之下，是负责寺庙和佛教事务的职官，宏教大师任职僧判，可以说是当时归德府最高的僧官，一个地方寺院的住持僧人，能达到这个级别的确非同小可，一定是位得道的高僧。
古碑和石塔相互印证，不仅重新解开了大圣寺厚重的历史和尘封的记忆，还为古老的夏邑改名之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历来史学界和史书典籍中对“下邑”改”夏邑“，一直是“金改夏邑”和”明改夏邑“两说并存。但后来据夏邑史学和考古界的老前辈张今吾老先生考证的“金改夏邑”，虽然已被史学界所认可，但究竟是金代何时改的夏邑，至今仍是个谜。 据张今吾老先生记述，1967年在县东北25里塔坡村东，白云寺塔内发现一石质舍利盒铭文有“大定十三年(1173年)六月”和“下邑县狼冢村白云寺”等字样。1978年文物普查中，胡桥乡大卢洼村东河床内发现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六月立的“吉氏茔地”墓碑，碑文有“至元六年(1269年)充军已后挈家南迁至夏邑善境”字样。金改夏邑的时间应在这96年里。 从大圣寺碑文中提到“下邑县第二乡纪村”及“泰和八年十一月记”等文字，可见泰和八年(1208年)尚为“下邑县”。而石塔塔铭中提到“归德府夏邑县长仁乡纪村大圣院”及“大德元年十月初一日立”等文字表述，可见大德元年(1297年)已改为夏邑了。以此推测，改“下邑为夏邑”应该就在这之间的89年里。 当把大圣寺碑塔年代与张老先生考证的年代前后结合起来，即“金改夏邑”的时间在金泰和八年(1208年)与元至元六年(1269年)之间。与以前考证的时间整整缩短了35年。假如在进一步推测“金改夏邑”具体年份的话，从金泰和八年(1208年)至金代亡于金天兴三年(1234年)，这就剩下26年时间了。至于在这26年里具体到哪个年代而改的夏邑，期待有更新的发现来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大圣寺金元时期的古碑和石塔，无疑为“下邑”改“夏邑”提供了实物佐证，也传递了较为重要的考古信息。 风雨沧桑，弹指而过。当年大圣寺的石碑和石塔乃地上之物，如今淹没在地下五米之处，不禁让人感叹沧海桑田的变迁。而古老神秘的大圣寺隐匿于僻野乡间，无论是关于它的传说，还是关于它的历史，它的兴起，为厚重的夏邑凭添了一处胜景。
在党的宗教政策引领下，大圣寺渐渐地从人们生活中凸显出来，业已成为参禅礼佛、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在岁月和风霜的洗礼下，这里已不仅仅是一座寺院，而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传承，是凝聚在豫东大地上，久久飘荡的乡音、乡风和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