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夏邑》系列之三十二“访古始及会亭间”

且化用太白先生《梁园吟》一句“访古始及平台间”，而改为“访古始及会亭间”作为本章的题目。虽“平台”与“会亭”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据史料记载“梁国下邑县西南有黍丘亭”，这个黍丘亭相传就是会亭的前身，它和平台一样，作为西汉梁国的地名，古老而灿烂。

关于黍丘，《左传》“哀公七年(前488)，宋围曹，筑五邑于其郊，黍丘为其一。” 清本邑名士彭继禹在《黍丘》诗中写道，“荒台临远县，地古无人识。携客时来此，秋风满丛棘。”可见黍丘早已荒废无识了。相传黍丘有一座风凉亭，称为黍丘亭，因当地官员和民众常会集于亭内议事，因此被称为“议事亭”，后来干脆就把这座会集议事的亭子，直接改称为“会亭”。

会亭位于夏邑县南三十里，古大运河北岸，隋唐时期按照“十里置一铺”的标准，在此设置“会亭铺”。以方便漕运商船补给休整、转运货物。随着古代驿递事业的拓展，此地又设置“会亭驿“。在交通、物流、通讯手段都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朝政府“通往来，重使臣，崇王命“的重要统治工具。

驿、站、铺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概念和分工，这些机构一般来说都属于官营。后来驿递功能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专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信差换马休整的场所。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绘制于明正统年间的《南京至甘肃驿铺图》，清晰的显示“会亭铺”及“会亭驿”的大至位置。该长卷纸本彩绘，反映的是明朝中前期南京至甘肃间的驿传系统及驿路沿线城市的分布状况，包含明朝从东南到西北，沿路主要的山川水系和州府县治内的一些城建、古迹等，这条驿路其实就是明朝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是研究南京至甘肃沿线地区人文地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会亭驿，据明嘉靖《夏邑县志》记述，“县南三十里，基址前东西二十五步零三尺，后东西三十步零二尺，东南北长五十步零一尺，西南北长五十九步。洪武三年（1370年），驿丞武大本建陆路。会亭驿东接永城太丘驿，西接虞城石榴堌驿，正德己卯（1519年）知县孔镐重修。”明朝的一步为五尺，一尺约等于现代三十多厘米，一步也就是一米六左右。按照这个计算，会亭驿东西约四十米，南北约九十米，占地也就是三千六百多个平方，是连接石榴堌驿和太丘驿中间的重要驿站。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驿站最深刻的莫过于所谓“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或者“八百里加急“的说法。这里“几百里”指的不是距离，而是速度，就是说一天要跑四百、六百或八百里。“加急”首要的是强调速度，而且还要马匹精良，信差精干才能达到，所以历朝历代基本都沿袭着相同的规定，加急最多也就是启用个“四百里加急”，除非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其他是不允许启动“六百里加急”，那就更不用说“八百里加急”了。不过也有例外，如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描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玄宗的宠爱杨贵妃偏好“食茘枝”这口，为博取美人一笑，不惜血本，动用了“八百里加急”，背后的支撑靠的当然是沿途一个个驿站机构。

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了解驿递机构的重要性，政权确立不久，就着手整顿和恢复各地的驿站，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系统和履行机构。还根据其品秩和差事的轻重缓急，规定不同的待遇，为驰驿人员颁发相应的符验凭证，即“勘合”和“火牌”，凡需要向驿站安排接待，或需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及物品，都要看这个“信物”，官府凭的是“勘合”，兵部凭的是“火牌”。《洪武实录》中对明代驿站的职能是这样记载的，“负责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并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思很明了，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准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可见当时的驿站在军情传达、文件传递、马匹更换、往来官差接待，以及官方重要物资转运中的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亭驿自设置以来，经历了朝代的更迭，其官方待遇及人员配置上也略有不同。明洪武三年（1370年）会亭驿设驿丞一员，其月俸三石，也就是每月五六两银子，设库子若干，每名准银四两。驿站人员除驿丞外，其他的驿卒、夫役、库子是没有官方编制，属地方聘用的事业编，工资发放也由地方财政统筹。会亭驿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山西忻州人王进孝由丞差改任驿丞，后来明天启五年（1625年）对会亭驿进行裁缺，又经明末崇祯时期战乱纷纭，会亭驿几乎处于半瘫痪壮态。

清朝入关后，会亭驿的领导者空缺，一直由官方执掌邦政，统筹负责接待奉朝廷差遣的使臣停车和使节出行，驿内还囤积着大量草禾为过往的马匹给养。由于会亭作为南北的要冲，每天都有各地的役夫、车马夫来来往往，还有一些背井离乡的民众到驿站寻找帮助等，这给驿站的运行带来繁重的任务，经费及各种供给方面十分吃紧，又加上驿内设施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已经不堪重负。为此顺治六年（1649年）当地政府召集了地方绅士、生员在一起商议筹集和募捐经费、粮草等事宜，以解决驿站一时的燃眉之急，确保过往官差的日常供给。同时为节约开支，还革除了驿站以往沿袭下来的接待弊病，规定迄今往后对近距离的驿传要区分对待，无论是发放的草料值钱与否，都要查清核实是不是邮驿、差官的公事，否则一律不予接待和供给。

顺治七年（1650年），驿站各项事宜才得到了理顺，由来自陕西汉中的王懋芳担任驿丞，其官方待遇有所提高，不仅俸银升为三十五两五钱，还享有县署内置的驿丞宅一所，次年王懋芳主持对会亭驿进后维修，同时派增陕西富平吏员李天性辅职，会亭驿基本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而后的几任驿站负责人均是来自外地吏员。先后有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吏员王琦，康熙七年（1668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吏员潘文，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直隶保定府完县吏员王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山东东昌府观城县吏员李仲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北直真定府晋州武强县吏员李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吏员谢嗣芳等。从以上历任会亭驿驿丞中可以看出，他们任期短则三五年，长的竟达十余年之久。由于支撑驿站运行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其运行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朝代的兴衰起伏。

经历了康乾盛世的会亭驿，清乾隆七年（1742年）又进行了改组，时夏邑县署编制中增设了“县丞”一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由县丞兼任会亭驿站的驿丞，办公地点仍设在会亭驿，这也就等同于会亭驿提级为副县级单位了。但这次仅运行了十二年，会亭驿再次被裁缺，驿内所设的夫马、粮草全部纳入县管，并由县设驿塘马三十二匹，驿扛递等夫六十二名。到了清朝末年，全面改革驿传制度，全国推行邮政业务，会亭这一古老驿站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曾为金酝先生的好友，陕西副使的杨德，更是联想到隋堤烟柳的无边秀色，欣欣命笔，“南近隋堤一驿亭，春融霁景足关情。马嘶官道云阴杳，鸟弄乔林夕照明。隔舍好花香旖旎，侵阶芳草色轻盈。幸逢圣治无虞日，不见皇华络绎行。”如此美丽的春霁，不知曾经多少次伴随着大运河起落而被后人赞叹而传诵。

金酝的长子金山，在任职山西左参议时，返乡省亲，来的驿站脚下，想到“会亭驿”和“会亭铺”的历史过往，回味着驿递的繁忙景象，由感而发，“会亭每到赏春天，雨歇尘消景物妍。矗矗谯楼迎晓日，依依官柳散轻烟。半川花色披图画，几处莺声弄管弦。物阜犹勤宵旰虑，纶音时向置邮传。”

无独有偶，清康熙三十四年（1595年）时任夏邑知县方立桢。十分感怀会亭春霁的秀美风光，曾步金酝旧韵写道，“旌旆悠悠孰记名，道旁官柳历阴晴。兴来亭畔春初晓，薄醉花间体暂轻。野色骤添群墅碧，朝晖遥映半川明。笙歌原为嘉宾发，正喜泥干下马迎”。诗中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为“会亭春霁”续写了壮丽诗篇。

会亭不仅是古栗城一景，拥有秀丽的景色，同时还是军事重镇。特别是清朝中叶，会亭一度被称作“三合县”，属永城、夏邑、商丘三县共管，由各县设县丞分开防备。咸丰八年(1858年）各地战乱纷纷，作为军事要地的会亭，来自归德府绿营兵一营移驻会亭，并设有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两员、把总四员、经制外委四员、额外外委四员，还有马兵、守兵共六百一十九人。共同守卫着这里的一片繁华。

今天的会亭，秉承着的古老遗韵，处处楼房林立，街道纵横交错，现代化工业小镇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后人又重建了这一方小小的亭子，傲然地屹立在这里，始终坚守这片古老的土地，经春风霜雨，看世事沧桑，任花开花落，宠辱不惊。

千载岁月，时序递进。无论是会亭驿，还是大运河，它们早已湮灭在这片土地之下，就连曾经人来人往的运河两岸官道，也只剩下大致的轮廓走向。只有世人怀想的“驿”之旧地，说道的“铺”之地名，连同“会亭春霁”的乡间风景，永远留在历史的不朽文字里，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简介】

    东方一红，本名李萧林，字亦耕。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硕学会士，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商丘市作协、书协、摄协会员及理事。夏邑县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县政协特聘文史研究员，2020年被授予商丘市“杰出文艺人才奖”。业余爱好摄影、书法、诗词、文学等，知名摄影家、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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