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夏邑段沿途地名考

  隋唐大运河夏邑段是隋代开凿的通济渠的一段，是利用汴河（古名汳水，又称鸿沟或浪荡渠）的一部分进行疏浚改造而成的连接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人工运河。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民工100多万人开凿通济渠，于 3月21日开工，当年的8月15日全线开通，时间之短，用工之多，工程之浩大，堪称世界奇迹。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我国南北方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军事控制，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静静地沉睡于漫漫黄沙之下，成为一条凝固的河，但由大运河而产生的一些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反映在运河沿线区域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由运河而产生的村镇地名，至今沿用不衰，成为大运河沿线的一道标识风景线，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隋唐大运河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大运河沿途工商经济的快速发展，沿线村镇百业俱兴，商业气息日渐浓厚，商品经济比较一度相当发达，沿着运河从城镇到农村，各类商业店铺、手工业作坊等各行各业蓬勃兴起，商业人口也大大增多，而从事其它行业的人，也在运河沿线从业而聚、从业而居，大运河沿线经济的繁荣，也直接导致了一大批沿线村镇的兴起，这些村镇“沿运河两岸分布，犹如一串镶嵌在运河带上的明珠”①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大运河经济带，同时也形成了许多与大运河相关的村镇地名。

  在隋唐大运河豫东夏邑段这短短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因大运河而产生的村镇名多达十余处，研究大运河文化，增强对这些地名的认识和了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2007年的隋唐大运河考古调查中，笔者走访了运河沿线的群众，对相关的村镇名的由来作了详细的询问和了解，通过二十余天的调查，逐渐摸清了一些地名产生的缘由。现将在夏邑段所调查的从东至西沿大运河有关的地名分述如下，希望以此为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夏邑会亭镇关仓村，因置运河漕运的转运仓而得名，据当地百姓传说，关仓原为“官仓”，后由于年深日久，官仓久废，被称为关仓。1985年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工作者就在关仓发现了一个窖藏谷物的遗迹，发现碳化的谷子、大豆等粮食，由于当地群众取土破坏，遗迹的具体情况不是十分详细，但关仓所处的位置在大运河的北岸200百余米，恰与史志和传说的“官仓”的位置十分吻合。

  与关仓相邻有个村庄名六里饭棚，传说六里饭棚是隋炀帝修大运河时，修河劳工聚居在此吃饭休息的场所，因从会亭驿至设饭棚处约六里，故俗称“六里饭棚”。

  会亭，又名会亭驿，隋炀帝时曾在大运河沿途设置很多驿站，据《大业杂记》记载：“（大运河）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会亭驿应为此时所设。在会亭西约八华里杨堤湾村，则因运河开通后，有杨姓傍河而居而得名。

  在大运河夏邑段沿线，仅以“铺”命名的就有4个，在会亭以西十里有十里铺，济阳东一里的刘铺村，传为刘姓在此开设店铺，故名刘铺；济阳镇西的邓铺，传说是隋唐大运河通航之后，沿途的铺是供过往商旅、船只临时休息，补充给养的处所；这三处地名与大运河沿线传说的十里置一铺，无论从距离、名称都是吻合的。

  在夏邑济阳以东约五里有田道口村，又名田家道口，传说是大运河上的一处渡口，因有田姓人家在此摆渡而得村名，这与夏邑北部老黄河故道的司家道口、夏家道口的由来相同，皆因摆渡者姓氏而得其地名；从田道口到济阳几公里的距离，有朱菜园、张菜园、戚菜园等村，是当时运河边的几个菜园子，并以种菜农姓为村名。

 济阳镇因其方位而得名，该段运河名为通济渠的一部分，唐初曾改称广济河，水以南为阳，以北为阴，隋原无济阳之地名，也没有居民，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不断有人家从别处迁来，在此摆摊设点，后来在运河北岸修建房屋，开设店铺，长期居住下来，遂渐形成集镇。唐初置济阳镇，因位于通济渠北岸而称为济阳。据民国九年《夏邑县志》记载，济阳又称济阳铺，当与济阳西的邓铺、东之刘铺、十里铺的村名由来相同，三个村镇间距约十里左右，这与隋唐大运河上十里置一铺的传说十分吻合，由此可知这些传说是比较可信的。

  在济阳铺之西邓铺以东大运河沿岸有一个专门从事绣品的村庄叫插花刘楼，白腊园村则是一个专门种植白腊条的村庄。正是这些手工业、种植业、商铺等构成了大运河的经济线。

  大运河通济渠虽然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与运河有关的地名如一道有形的线，勾画出大运河的流经的线路，足见与运河相关的地名以及遗留下来的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播撒在运河沿线地区，在我国运河史上历史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安国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