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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夏邑》系列之十 “风雨沧桑大圣寺”

发表时间:2020-10-12 19:06
风雨沧桑大圣寺
(东方一红/文)
 
      沿郭庄农贸区向北行驶5公里,入张庄村向东600米处,就到了大圣寺,只见红墙黛瓦、雄伟壮观。进得山门,如同步入一段悠久的历史。天王殿、华严殿、钟楼、鼓楼、大雄宝殿等建筑沿中轴线依次排列,绕过大雄宝殿后,是气势恢弘的圆通宝殿,东西两侧禅房分列有序。
      院内香烟袅袅,梵音悠长,更显大圣寺古色古香,庄严而肃穆。千百年来,它几经沉浮,历经风雨沧桑,从繁华而归于沉寂,从沉寂而湮灭于尘世,又从尘世中走来,重新塑造出昔日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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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公据碑,新解大圣寺


      2020年中秋刚过,天已微有寒意,大圣寺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在原商丘师院贾光教授的率领下受邀而来,专门为大圣寺的古碑和石塔做文字拓片。正是这不经意的一次调研行动,还原了碑塔上的文字,为重新解开大圣寺的沧桑往事,提供了真实而重要的依据。
      在大圣寺寺门外东南角,坐落着一座精巧玲珑的八角亭,其下约五米深处就是省级文保大圣寺石塔,离石塔不远处立着一通古碑,该碑宽77公分,残高71公分,立于长方形石座之上,略呈后倾状,其碑上部内容略有残缺,依稀尚辩“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九月廿四,谨将仕郎都省口口春”,右侧残留有”字号“两字,左侧有”赵刘尚“三个较大的文字,“赵”字下有一个类似花押的符号。
     为准确识别古碑上的文字,在尚未揭取下石碑文拓片上进行了抄录,“维刑部开准,尚书刑部侍丞,都省札付口,奏禀过创造寺观神祠等事。奉圣旨,据新制,已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然是尽合断罪,仍令除去,其间有已绘塑讫神佛容像者,不忍除毁,特许存留,其创造罪犯,亦与免放。若今后有犯,本人科违制,司县官知而不纠,依制断罪,仍并解见。任余准奏仰委司县正官,纠口员须管遍诣,应有寺观神祠等处,一一躬点捡,如系自来已有塑绘讫神佛容像者,从所委官先行执结,移文各管司县官得是实,准上执结申覆所属州府,令司县并僧道司及州府各分朗附籍,仍从各州府排定字号,出给圆签,印署合同,公据责付住持寺观等人收执,口口府寻依准,行下随处,差委官一口口口口检去后,今据随处状口口,应囗囗囗囗口结到无名额寺观神祠等,囗囗囗囗有塑绘讫神佛容像者去处,除已囗囗口朗,囗籍申覆,省部点验囗数内。下邑县第贰乡纪村佛堂壹所,旧有装塑泗州大圣壹堂囗口,彦智口守须至给据者,施主姓名下项,王口、王从、王和、王彦智、王斌、朱新、张口、李全、刘思、刘珍、刘小六、侯智、李文、王珍、张村张五郎、董立、刘平、刘大口、王道人。元祐六年至大定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至泰和八年十一月记。刘家口郑忠写、匠人谢口、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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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碑文所见,大圣寺一直盛传“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是不准确的,应是误把“泰和”而传为“太和”所造成,而不少文章把此碑列为大圣寺的“记事碑”、“捐资碑”,或对碑文片面的解释为“大圣院曾被破坏,当地官员将情况上报刑部,刑部向皇帝禀奏,皇帝下圣旨,任何人不得再破坏此寺,违者以律重处”等等,这也是不确切的。很有可能因为碑身风化文字识别不准,或是在传播行文中,缺乏对碑文的真实考据,而以讹传讹罢了。
      此碑正确理解是《大圣院公据碑》,所载的内容是金大定二十年官府承刑部之令颁给该寺院的一道“公据”,并于金泰和八年所刻立的“公据碑”。这与国内现存《三官宫存留公据碑》、《太阴寺尚书礼部符》、《滕阳军准武宁军节度使衙帖》、《灌城瞳弥陀庵公据》、《存留寺碑》、《地藏院公据碑》等碑上的文字基本相同。
      “公据”在宋金元时期,是指由申请者申请,经官府勘查证实后颁发,或官府基于一定事由颁发的公文,将这个公据刻在石上就是“公据碑”。大圣寺这通公据碑,详细记述了奉圣旨、据“新制”的内容,大意表明是禁止私创寺观以及相应的惩处措施。对新制以后创建的无名额寺观,科创建人违制之罪,并随时毁拆,司县官知而不纠者,依制断罪。对“新制”之前创建的无额寺观,免其罪罚,允许存留,但要申请纳钱购买官方名额,并列举了州府出给公据的具体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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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世宗时期,当朝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管控政策,通过整顿教团,打压民间建寺。对非官方寺观神祠如要获得官方认可的名额,需通过“投状纳缗”的渠道来申请。说白了,就是向官方申请购买寺院名额,否则是要被毁拆的。金代“寺”与“院”有级别上的区分,其标价自然也不一样,其申请“院”额的官方标价是100贯以上,而申请“寺”额的则需纳钱300贯以上。100贯在古代相当于100两银子,购买寺院名额所花费的财力,显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至于购买院额还是寺额,完全取决于僧众意愿以及能否缴足相应的钱数。财力雄厚的原先有“某某院”之称的可申买寺额,财力不济的本来称“某某寺”的也可购买院额。
      由此亦可推测,金元时期称为“大圣院”,这应该是纳钱100贯而申请购得的“院”额。但为什么称“大圣院”呢?从碑文中“下邑县第贰乡纪村佛堂一所,旧有装塑泗州大圣一堂”这句描述,可见这里最初供奉的是泗州大圣,因而名为“大圣院”也是极有可能的。
      关于泗州大圣,佛界又称泗州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中国版的“爱神”,也是婚姻保护神和恋爱之神。据说是唐朝时期来自西域的僧人,曾定居于泗州(今安徽泗县),世称“ 僧伽大师”。唐景龙二年( 708年),中宗亲自迎接大师来京城,百官列队行礼恭迎,颇为隆重,宋雍熙元年(984年),太宗又加封僧伽大师“大圣”谥号。后人称之为“泗州大圣”。在古代封建礼教和恋爱婚姻封闭不自由的情况下,他佐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保佑婚姻爱情美满幸福,成为广大痴男怨女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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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塔记往事,佐证夏邑史

     
      关于大圣寺始建年代的考证,虽无直接证据,但从公据碑中落款提到的“元祐六年”等文字分析,至少大圣寺在北宋元祐六年以前已初具规模了。金大定二十年获准“大圣院”名额后,于金泰和八年把公据作为寺院的权利保障文书镌刻于石。而塔铭中提到的元大德元年应是为大圣院的鼎盛时期,其寺院香火旺盛,僧众繁多,金元时期就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刹,这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夏邑县志》记载,“大圣寺,位于城东北二十里”基本吻合,只是明代已改称为大圣寺了。说其“始于唐、兴于宋、盛于元、繁于明”也不为过。
      到了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主政河南,他提出“扒庙宇,盖学堂”。繁华的大圣寺自是难逃此劫,几乎片瓦无存。1942年张庄村民张行山带领群众捐款,重建了三间大殿及山门、关爷殿,大圣寺总算重续了香火。1945年国民政府又把寺院改为当地的学堂,大圣寺虽断了香火,但基本设施并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1956年全国大兴水利,大圣寺又被派上用场,所有建筑全部被扒掉用于水利建设,大圣寺再一次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1986年春,大圣寺又迎来一个新的开端,事情的起因是张庄村内十几位群众相继患下重病,久治而不愈,村里几位好事的长者私下商议,村口原有大圣寺,从古到今一直祐护着村民平平安安,现寺院被毁多年,断了佛家的香火,是否因此触犯了神灵而降罪于民间?当然这种带有迷信成分的说法不可置信。但一年后,在周围群众自发捐款和组织下,沉寂多年的大圣寺,原址上新修了三间庙宇,重塑了佛像,点燃断了多年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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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九十年代初,随着佛教文化的复兴,大圣寺以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民间传说,香火渐渐旺盛起来。2001年大圣寺计划修建天王殿,在寺东南废弃的坑塘内挖坑取土培筑殿基。说来也巧,土方即将完成,在装最后一车土时,村民一锹下去,却碰触到地下一处硬物,经有关部门考古发掘,大圣寺石质的佛塔露出端倪。
     佛塔,又名浮屠(梵语佛陀的音译),藏语称“曲登”。佛塔最初是用来供奉舍利、经卷或法物。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进化为汉传佛教,佛塔造型也由最初覆钵式,融入了中国元素而形成的亭阁式、楼阁式,又由楼阁式塔衍生出密檐式。中国佛塔从结构造型上已具有鲜明的中国建筑特色。

      大圣寺这座石质的佛塔,通高2.4米,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全部以青石雕凿砌迭,为单层结构,塔基为双层须弥座,束腰为八角形,雕有莲花等图案,座上有三层石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为鼓形,上有六角飞檐塔顶。据参与当年石塔维护的当地老人介绍,该塔座落在一块青石板上,石板下是一寿缸,如果说法是真实的话,宏教大师圆寂后并非火化,而是坐缸而葬。特别是这种造型的佛塔,在豫东一带尚不多见,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2006年经文物部门申报,被商丘市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2008年又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仔细查看塔体上镌刻的文字,录全文如下:“归德府夏邑县长仁乡纪村大圣院、宏教大师僧判之塔,口度小师:普增、住持讲主明监大师、普仁、普贤、普海、普净、普琛、普善、普江、普义,大德元年十月初一日立,石匠张林、石宽”,度小师前应缺一字,共计铭文68字。塔身铭文中“宏教大师僧判”,僧判乃是官名,属当朝僧录司管理,位列僧正之下,是负责寺庙和佛教事务的职官,宏教大师任职僧判,可以说是当时归德府最高的僧官,一个地方寺院的住持僧人,能达到这个级别的确非同小可,一定是位得道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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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碑和石塔相互印证,不仅重新解开了大圣寺厚重的历史和尘封的记忆,还为古老的夏邑改名之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历来史学界和史书典籍中对“下邑”改”夏邑“,一直是“金改夏邑”和”明改夏邑“两说并存。但后来据夏邑史学和考古界的老前辈张今吾老先生考证的“金改夏邑”,虽然已被史学界所认可,但究竟是金代何时改的夏邑,至今仍是个谜。
      据张今吾老先生记述,1967年在县东北25里塔坡村东,白云寺塔内发现一石质舍利盒铭文有“大定十三年(1173年)六月”和“下邑县狼冢村白云寺”等字样。1978年文物普查中,胡桥乡大卢洼村东河床内发现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六月立的“吉氏茔地”墓碑,碑文有“至元六年(1269年)充军已后挈家南迁至夏邑善境”字样。金改夏邑的时间应在这96年里。
      从大圣寺碑文中提到“下邑县第二乡纪村”及“泰和八年十一月记”等文字,可见泰和八年(1208年)尚为“下邑县”。而石塔塔铭中提到“归德府夏邑县长仁乡纪村大圣院”及“大德元年十月初一日立”等文字表述,可见大德元年(1297年)已改为夏邑了。以此推测,改“下邑为夏邑”应该就在这之间的89年里。
      当把大圣寺碑塔年代与张老先生考证的年代前后结合起来,即“金改夏邑”的时间在金泰和八年(1208年)与元至元六年(1269年)之间。与以前考证的时间整整缩短了35年。假如在进一步推测“金改夏邑”具体年份的话,从金泰和八年(1208年)至金代亡于金天兴三年(1234年),这就剩下26年时间了。至于在这26年里具体到哪个年代而改的夏邑,期待有更新的发现来进一步考证。但无论如何,大圣寺金元时期的古碑和石塔,无疑为“下邑”改“夏邑”提供了实物佐证,也传递了较为重要的考古信息。


      风雨沧桑,弹指而过。当年大圣寺的石碑和石塔乃地上之物,如今淹没在地下五米之处,不禁让人感叹沧海桑田的变迁。而古老神秘的大圣寺隐匿于僻野乡间,无论是关于它的传说,还是关于它的历史,它的兴起,为厚重的夏邑凭添了一处胜景。

     在党的宗教政策引领下,大圣寺渐渐地从人们生活中凸显出来,业已成为参禅礼佛、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在岁月和风霜的洗礼下,这里已不仅仅是一座寺院,而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传承,是凝聚在豫东大地上,久久飘荡的乡音、乡风和乡情。